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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谊论

[宋代]:苏轼

非才之难,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!贾生,王者之佐,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远,则必有所待;所就者大,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,皆负可致之才,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,未必皆其时君之罪,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观贾生之论,如其所言,虽三代何以远过?得君如汉文,犹且以不用死。然则是天下无尧、舜,终不可有所为耶?仲尼圣人,历试于天下,苟非大无道之国,皆欲勉强扶持,庶几一日得行其道。将之荆,先之以冉有,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,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齐,三宿而后出昼,犹曰:“王其庶几召我。”君子之不忍弃其君,如此其厚也。公孙丑问曰:“夫子何为不豫?”孟子曰:“方今天下,舍我其谁哉?而吾何为不豫?”君子之爱其身,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,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,而可以无憾矣。若贾生者,非汉文之不能用生,生之不能用汉文也。

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,灌婴连兵数十万,以决刘、吕之雌雄,又皆高帝之旧将,此其君臣相得之分,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?贾生,洛阳之少年。欲使其一朝之间,尽弃其旧而谋其新,亦已难矣。为贾生者,上得其君,下得其大臣,如绛、灌之属,优游浸渍而深交之,使天子不疑,大臣不忌,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,不过十年,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谈之间,而遽为人“痛哭”哉!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,纡郁愤闷,趯然有远举之志。其后以自伤哭泣,至于夭绝。是亦不善处穷者也。夫谋之一不见用,则安知终不复用也?不知默默以待其变,而自残至此。呜呼!贾生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也。

古之人,有高世之才,必有遗俗之累。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,则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,一朝尽斥去其旧臣,而与之谋。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,其以此哉!愚深悲生之志,故备论之。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,则知其有狷介之操,一不见用,则忧伤病沮,不能复振。而为贾生者,亦谨其所发哉!


“贾谊论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人要有才能并不难,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。可惜啊,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,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。

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,就一定要等待时机;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,就一定要能够忍耐。古代的贤能之士,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,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,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,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

我看贾谊的议论,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,即使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?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,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,照这样说来,如果天下没有尧、舜那样的圣君,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?孔子是圣人,曾周游天下,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,他都想勉力扶助,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。将到楚国时,先派冉有去接洽,再派子夏去联络。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,就是这样的殷切。孟子离开齐国时,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,还说: “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。”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,感情是这样的深厚。公孙丑向孟子问道:“先生为什么不高兴?”孟子回答:“当今世界上(治国平天下的人才),除了我还有谁呢?我为什么要不高兴?”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。如果做到了这样,还是得不到施展,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,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。像贾谊这样的人,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,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!

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,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,决定过吕、刘两家胜败的命运,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,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,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?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,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,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,采用他的新主张,也太困难了。作为贾谊这样的人,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,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,对于周勃、灌婴之类的大臣,要从容地、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,使得天子不疑虑,大臣不猜忌,这样以后,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。不出十年,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?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,郁结烦闷,心绪不宁,表露出退隐的思想。此后,终因经常感伤哭泣,以至于早死,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。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,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?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,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。唉,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,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。

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,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,因此没有英明智慧、不受蒙蔽的君主,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。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,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。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,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,这道理就在于此吧。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,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。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: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,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,一旦不被重用,就会忧伤颓废,不能重新振作起来。像贾谊这种人,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,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!

注释

贾生:即贾谊。汉代的儒者称为“生”,如贾生、董生(董仲舒)。贾谊(前200—前168),世称贾太傅、贾长沙、贾生,洛阳(今河南洛阳东)人。西汉初期的政论家、文学家。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。后见用于汉文帝,力主改革,被贬为长沙王太傅(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,故有被贬之意)。后改任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堕马而死,自伤无状,忧愤而死。

所取者:指功业、抱负。

所就者:也是指功业。

可致之才:能够实现功业,抱负的才能。致,指致功业。

贾生之论: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《治安策》。

汉文:汉文帝刘恒,西汉前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。

昼:齐地名,在今山东临淄。孟子曾在齐国为卿,后来见齐王不能行王道,便辞官而去,但是在齐地昼停留了三天,想等齐王改过,重新召他入朝。事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
豫:喜悦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:“孟子去齐,充虞路问曰:‘夫子若不豫色然,前日虞闻诸夫子曰:“君子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’曰:‘……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,如欲平治天 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吾何为不豫哉?’”充虞,孟子弟子,苏轼这里误为公孙丑。

“夫绛侯亲握天子玺”句:绛侯:周勃,汉初大臣。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二子,初封为代王。吕后死后,诸吕想篡夺刘家天下,于是以周勃、陈平、灌婴为首的刘邦旧臣共诛诸吕,迎立刘恒为皇帝。刘恒回京城路过渭桥时,周勃曾向他跪上天子玺。

诸吕作乱,齐哀王听到了消息,便举兵讨伐。吕禄等派灌婴迎击,灌婴率兵到 荥阳(今河南荥阳)后,不击齐王,而与周勃等共谋,并屯兵荥阳,与齐连和,为齐王助威。周勃等诛诸吕后,齐王撤兵回国。灌婴便回到长安,与周勃、陈平等共立文帝。

这是说他们君臣之间,比父子兄弟还亲。

贾谊为太中大夫时,曾向文帝提出“改正朔,易服色,法制度,定官名,兴礼 乐”以及列侯就国,更改律令等一系列建议,得罪了周勃、灌婴等人。他做梁怀王太傅 时,又向文帝献治安策,对治国、御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。

优游,叠韵连绵字,从容不迫的样子。浸渍(zì),双声连绵字,渐渐渗透的样 子。优游浸渍:从容不迫,逐渐渗透。

遽:副词,急速,骤然,迫不及待地。指贾谊在《治安策》的序中所说;“臣窃惟事势,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。”

贾谊因被朝中大臣排挤,贬为长沙王太傅,路过湘水,作赋吊屈原。

萦纡(yíng yū):双声连绵字,缭绕的样子。这里比喻心绪不宁。

趯然:超然的样子。远举,原指高飞,这里比喻退隐。贾谊《吊屈 原赋》:“见细德之险徵兮,遥曾击而去之。”正是远举的意思。

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,梁怀王骑马摔死,他自伤未能尽职,时常哭泣,一年多后就死了。夭绝,指贾谊早死。

累,忧虑。

睿(ruì),智慧通达。

苻坚:晋时前秦的国君。王猛:字景略,初隐居华山,后受苻坚召,拜为中书侍郎。

王猛被用后,受到苻坚的宠信,屡有升迁,权倾内外,遭到旧臣仇腾、席宝的反对。苻坚大怒,贬黜仇、席二人,于是上下皆服(见《晋书·载记·王猛传》)。

匹夫:指苻坚。略:夺取。当时前秦削平群雄,占据着北中国,与东晋对抗,所以说“略有天下之半”。

狷(juàn)介:孤高,性情正直,不同流合污。

病沮:困顿灰心。沮(jǔ):颓丧。

发:泛指立身处世,也就是上文所谓自用其才。

“贾谊论”鉴赏

赏析

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怀才不遇者”,郁郁而终。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,而斥文帝误才之庸。苏轼却一反《史记》以来许多史家、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,从贾谊自身的角度,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,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“自用其才”、“不善处穷”、“志大而量小”,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。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、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。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,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,立论新异,见解深刻,富有启发性。

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: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,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,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,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。“非才之难,所以自用者实难”,是写虚;“惜乎!贾生,王者之佐,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”是写实。虚与实相辅相成,互为印证,使虚有所依,实有提高,相得益彰。

第二段,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。提出“有所待”、“有所忍”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,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,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,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,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。文中的正面描写“君子之所取者远,则必有所待;所成就者大,则必有所忍”与“未必皆时君之罪,或者其自取也”的假设,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。“夫君子之所取者远,则必有所待;所就者大,则必有所忍”,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。

第三段,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,对分论点进行论证,是“所待”、“所忍”的具体化。孔子、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,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,“若贾生者,非汉文之不能用生,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。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,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。后者并非分论点,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,形式虽然变了,但实际上还是指“不能自用其才”,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,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。由“不能自用其才”引申为“或者其自取也”,再引申为“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,论点逐层推进,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,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。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,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,而是采用“旁(孔、孟例)详本(贾谊事)略”的手法,语言精炼,不重复罗嗦。

第四段紧承上文,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,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,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,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。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,郁郁寡欢、自伤自怜,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,最后失意而终,这也是苏轼对他“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”的批评。写绛侯、灌婴和贾谊的对比,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,极言其功高势大,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,后者仅用”洛阳之少年“五个字,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,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。

最后一段,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,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,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。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,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,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,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。然而,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,人要有才,还要有所忍耐、等待,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。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,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,个性鲜明、见解透辟、切中肯綮。

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,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,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,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“有所待”、“有所忍”的生命修养。从文章内容看,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;但从文末看,他的主要用意,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,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“有狷介之操”的特殊人才,注意用其所长,以免造成浪费人才。

在写作上,宕开一笔,收放自如,极富特色。首先亮明全文观点,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,总揽下文论述。紧接着,一个“惜乎”的深沉感叹句,以贾谊其人其事,紧紧印证所提观点,而且紧扣文题。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,谈古之君子和贤人。第四段又回到贾谊,文章前后相顾,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。

创作背景

苏轼于嘉佑二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,试于礼部,时年21岁,到嘉佑五年(1060年)任大理寺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,四年时间先后写有二十五《进策》、二十五《 进论》,这些策论基本上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。《贾谊论》就是《进论》中的一篇。

苏轼简介
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
苏轼
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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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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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德缓刑书

两汉路温舒

汉昭帝逝世,昌邑王刘贺被废黜,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,奏书说:

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:
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,尊文、武之业,

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”

上善其言。


原道

唐代韩愈
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入于彼,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;入者附之,出者污之。噫!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听之?老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!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?

甚矣,人之好怪也,不求其端,不讯其末,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,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,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,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,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,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?

古之时,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,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,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,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,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,土处而病也,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,为之贾以通其有无,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,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,为之礼以次其先后,为之乐以宣其湮郁,为之政以率其怠倦,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,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,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,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,而民不争。”呜呼!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,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?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,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
是故君者,出令者也;臣者,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;民者,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,则失其所以为君;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,则失其所以为臣;民不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,则诛。今其法曰,必弃而君臣,去而父子,禁而相生相养之道,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!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,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,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,其号虽殊,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,渴饮而饥食,其事虽殊,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: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”?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: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?”责饥之食者曰: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?”传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,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,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: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”今也举夷狄之法,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,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?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,何也?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。曰:“斯道也,何道也?”曰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,上而为君,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,下而为臣,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?曰: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,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!”


伯夷列传

两汉司马迁
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 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

春王正月

先秦公羊高

元年者何?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?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?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?”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?大一统也。

公何以不言即位?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?公将平国而反之桓。曷为反之桓?桓幼而贵,隐长而卑。其为尊卑也微,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,诸大夫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焉而辞立,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;且如桓立,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,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,何以不宜立?立適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桓何以贵?母贵也。母贵,则子何以贵?子以母贵,母以子贵。